古代文人大都喜歡將自己的書房取一個名字，用作自己的齋號，將齋號刻成印章，就稱為齋館印。史料記載，齋館印的使用始于唐代，到宋代就比較普及了，如蘇東坡有“雪堂”印、米芾有“寶晉齋”印，等等。明清兩代，文人（特別是書畫家）使用齋館印蔚然成風，有些人甚至使用多個不同的齋館印。由于明清印章大都是以各種優(yōu)良石材制作的，比較容易保存、流傳，因此，現(xiàn)在不少收藏家都喜歡收藏明清時期的齋館印。有的收藏家甚至直接將收藏到的名家齋館印用來命名自己的書齋或字號。如近代著名篆刻家壽石工先生就將前人黃牧甫篆刻的“玨庵”印章，用作自己的名號。當代著名書法篆刻家和金石書畫鑒定家張牧石，也曾將自己收藏的黃牧甫篆刻的“邱園”印章，用作自己的名號。
筆者在收藏印章的過程也比較注意齋館印，自認為有幾方齋館印頗值得玩味。
一、昆山張寰款“省訓堂”印
這是一方暗綠色壽山石印，有人把這種壽山石稱為“艾葉綠”。此印高約12.8厘米，石質(zhì)光滑，已經(jīng)形成一層明顯的包漿，印面約2.8厘米見方，刻的是“省訓堂”三個字；印身光素，刻有“昆山張寰”款。從印章形制、篆刻風格和包漿狀態(tài)看，此印頗似明代文人用印。
經(jīng)查資料發(fā)現(xiàn)，明代昆山正好有一知名書法家叫張寰。張寰(1486—1561) 字允清，昆山人，系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進士，官至通政司右參議。史載張寰善書法，揮翰竟日不倦。據(jù)嘉定縣志記載，今存孔廟大成門外的《嘉定縣重修儒學記》碑，系嘉靖三十二年禮部尚書泰和歐陽德撰，縣人張意書，昆山張寰篆額。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浙江博物館均藏有張寰的書法作品。
不過，這方“省訓堂”印章是否為張寰所刻還值得研究。
首先是因為明代留存下來的印章大多只有印譜流傳，實物資料相當稀少，很難進行實物比對。其次，從生卒年代上看，張寰與明代篆刻大家文彭（1498—1573）系同一時代人，并且年長文彭12歲。而人們普遍認為，文人自己雕刻印章是從文彭開始的。在文彭之前，文人往往是自己設(shè)計或者書寫印文，交由專門的工匠雕刻。這方印章的篆刻技法相當熟練，刀法規(guī)整，很像專門的工匠制作的，但印身的刻款卻不太規(guī)范，似初學者所為。筆者因此大膽揣測，這方印章很可能是由張寰撰寫印文，交由工匠雕刻，然后自己在使用過程中補刻了“昆山張寰”四字款。
當然，情況是否如此，還需要更多的史料來證實或證偽。
二、高士奇款“朗潤堂”印
這是一方用優(yōu)質(zhì)的黃色壽山石雕刻成的印章。印鈕雕的是一只威風凜凜的下山猛虎，印文為“朗潤堂”，印身刻有“壬寅年 士奇”五字款。整個印章不論是印鈕還是印文、印款，雕刻技法都相當成熟，印章已經(jīng)形成一層明顯的包漿。
印款中的“士奇”當為清早期著名學者高士奇。
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浙江錢塘人，翰林院學士。高士奇主要生活在康熙年間。他學識淵博，曾擔任翰林院侍講、侍讀、侍讀學士，也即當過康熙皇帝的老師?？滴踉谧笥掖蟪济媲罢f：“士奇無戰(zhàn)陣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學問者大也。”
但高士奇在歷史上卻是一個有爭議的人。
高士奇曾以學問淵博、能詩擅書、精于鑒賞而聞名一時，清光緒《平湖縣志》《高士奇?zhèn)鳌酚涊d說：高士奇“策圖書編纂最富；善神王小楷；工詩，尤長應(yīng)制體；論者與桐城張相國英并稱；精賞鑒，凡法書、名繪、彝鼎、琬琰，經(jīng)拂拭者，聲價十倍。”然而，今天一些學者卻研究發(fā)現(xiàn)，清朝宮廷里經(jīng)高士奇鑒定的書畫作品中存在不少贗品，因而懷疑他的鑒賞水平。
而且，在康熙28年（1689年）時，左都御史郭琇嚴辭彈劾高士奇等人，列舉高士奇四大可誅之罪，說高士奇是一個表里為奸、植黨營私的主犯。康熙皇帝因此下旨命令高士奇等人休致回籍。盡管5年后，康熙皇帝又以修書為由將高士奇召回，但并未明確地洗刷他的政治污名。
不過康熙皇帝對高士奇可謂是寵愛有加。據(jù)史料記載，高士奇被責令回籍后，康熙皇帝在1693年曾賜高士奇手敕一道：“朕少年最不喜參，爾所素知，只因前歲大病，后賴此藥復還元氣。所以使人到長白山覓得八九寸長、五六兩重者十余根，上好者數(shù)斤。念爾江湖遠隔，苦楚頻躬，想是未必當年氣相也，故賜南方所無蜜餞人參一瓶，上好人參一斤，土木參二斤，爾當寬心自養(yǎng)，不必多慮。”當年七月，又賜高士奇御制扇詩一首：“故人久別已三年，寄語封書白日邊。多病相鄰應(yīng)有意，吟詩每念白云篇。”康熙在詩中將君臣關(guān)系說成了“久別的故人”。這在當時可能是皇上最高的禮遇了。
康熙35年(1696年)，高士奇以母親老邁乞請還鄉(xiāng)，康熙授高士奇詹事府詹事，為三品官，準其回鄉(xiāng)，并賜“清吟堂”御匾一幅。高士奇回歸后，康熙皇帝仍然惦記著高士奇，于1698年再次賜詩一首：“廿年載筆近螭頭，心慕江湖難再留。忽憶當時論左國，依稀又是十三秋。”康熙追憶高士奇當年講授《左傳》、《國語》時的情景，表達了無法挽留高士奇在身邊的感傷?？梢娍滴趸实蹖Ω呤科娴那楦兄詈?。
史料記載，由于高士奇精于鑒賞書畫，曾將自己購藏的書畫進獻給朝廷，因而清宮不少書畫上都留有高士奇的鑒藏圖章，如“高士奇印”、“高士奇圖書記”、“江村高士奇圖書記”、“江村秘藏”、“高氏江村草堂珍藏書畫之印”、“竹窗”、“北墅”、“生香樂意齋”、“漱芳閣”、“蔬香齋”、“紅雨軒”、“朗潤堂”，等等。筆者收藏的這方“朗潤堂”印章是不是高士奇用于鑒賞書畫的“朗潤堂”？由于手頭資料所限尚不能確認，只有留待以后再研究了。
三、王爾度款“桂軒”印
這是一方用黃楊木雕刻的印章。印章看似簡陋，但印文“桂軒”二字篆書結(jié)體優(yōu)美，篆刻刀法深峻硬朗，顯示出作者有相當深厚的篆刻功力。印身光素，刻有“彥侍方伯大人命篆 爾度”十字隸書款。
經(jīng)查，爾度乃姓王，字頃波，江蘇江陰人，主要活動于清同治、光緒年間，擅長篆、隸書，精篆刻。王爾度書法、篆刻都取法鄧石如。同治壬申年（1872年），王爾度摹刻鄧石如印集成《古梅閣仿完白山人印賸》二卷，有評者說雖然神韻略差，但形貌卻十分逼真，鄧石如許多佚印賴此譜得以流傳。王爾度后來又為吳云所著《兩罍軒古印漫考》摹刻印章、鈕式，摹刻精到亦為人所贊賞。
根據(jù)印款“彥侍方伯大人命篆”可知，這是一位名為“彥侍”的朝廷命官要王爾度篆刻的。因為“方伯”一詞，在古代是諸侯領(lǐng)袖的專用稱謂，如殷周時代稱一方諸侯之長為方伯。后來泛稱地方長官，如漢代的刺史，唐代的觀察使，清代的布政使和按察使等，都可尊稱為“方伯”。
那么，清代與王爾度同時期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中有無叫“彥侍”的人呢？
查詢有關(guān)資料，清代同治、光緒年間還真有一位廣東布政使名字叫“彥侍”，他就是姚覲元。
姚覲元(?—約1902) 字彥侍，又作念慈。浙江歸安（今湖州）人。
姚覲元是嘉慶四年狀元、大學家姚文田的孫子， 幼承其祖父之家學，道光時中舉人。同治八年（1869年）出任為川東兵備道，政聲頗佳，后曾任湖北按察使。光緒八年(1882年)又任廣東布政使，為朝廷二品官。姚覲元于公務(wù)之余，喜弄翰墨，工行書，尤擅篆體。重慶博物館藏有其所書篆聯(lián)，古樸淳厚，蒼勁凝重，甚為書家稱道。
由此看來，此“桂軒”印章很可能是姚覲元要王爾度所刻的，但是否為其所用則不得而知，因史籍對姚覲元記載甚少。“桂軒”印章留下的遺憾，只有以后再收集資料加以考證彌補了。
最近幾年，齋館印的收藏也隨著印章市場的火爆不斷升溫。2004年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舉行秋季拍賣會，近代著名書畫家、篆刻家吳昌碩的兩方齋館印“來修齋”和“滋園”，拍出了93.5萬元的高價。2011年8月，在上海一家拍賣公司舉行的拍賣會上，一方清代晚期篆刻家何昆玉（1828-1896）篆刻的“寶米齋”印章，拍出了74.75萬的高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