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河南安陽中院公開宣判全國人大環(huán)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曾任青海、云南省委書記白恩培受賄、巨額財產(chǎn)來源不明案，對被告人白恩培以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chǎn)。
高官落馬，經(jīng)過漫長的刑事訴訟程序，最終進入司法審判，無論是涉案金額、案情還是案發(fā)前的政治級別，白恩培都算不得最引人注目的一例。白恩培案一審宣判的意義在于，《刑法修正案（九）》實施以來，白恩培案是公開可知的第一樁激活“重特大貪賄者終身監(jiān)禁”條款的判例。
白恩培案吸引人眼球的除了“不得減刑假釋”這一新條款的亮相，還有超過兩億元的涉案金額。同樣在刑法修正案（九）中，修改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刪去對貪污受賄犯罪規(guī)定的具體數(shù)額。但幾乎與此同步，兩高新出的司法解釋又非常明確地開列出不同犯罪數(shù)額對應的量刑指導，雖然并未看到此前坊間流傳的“貪污、受賄數(shù)額一億元以上的，一般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等標準，但也確確實實讓人看到了貪污賄賂犯罪在“罪責刑”上的通貨膨脹。近年來落馬高官動輒上億的涉案金額（以及一些在落馬時號稱上億，但最終體現(xiàn)在司法判決上卻大幅度縮水），對應具體的判例似乎卻又部分印證了一些傳言，類似白恩培這種涉案金額以億計算的高官，最終對應的刑期也似乎確實在“嚴格控制和慎用死刑”，傳言與判例的對照比較頗耐人尋味。
貪腐犯罪的死刑少了，“終身監(jiān)禁”便顯得尤其迫切。201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其第44條新增對“貪污數(shù)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jié)”而被判處死刑緩期執(zhí)行的，規(guī)定法院”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zhí)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后，終身監(jiān)禁，不得減刑、假釋”。這被視為“加大懲處腐敗力度”的立法舉措之一，同時也被看作是中國刑事司法正式引入“終身監(jiān)禁刑”制度。理論意義上，無期徒刑便具有終身監(jiān)禁的意義，但由于《刑法》同時配套有減刑假釋制度，給一般意義的無期徒刑留有“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現(xiàn)”的減刑空間。
特別開列重特大貪污賄賂犯罪的“終身監(jiān)禁刑”設計，更多還是基于“防止在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這類罪犯通過減刑等途徑服刑期過短的情形”。與其說“防止”，不如說是通過立法手段直接堵上類似減刑假釋過程中的司法腐敗。貪官重判對輿論而言勉強算是個交待，但頗多案例中被重判官員短暫服刑后便出獄的情況，不僅對辦案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是一種積極性的挫敗，更有損司法的嚴肅與權威，而這一問題的癥結所在，根本上還是減刑、假釋制度本身存有的疏漏和不透明。立法層面對重特大貪賄犯罪的量刑加碼，并不能完全解決所有減刑假釋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卻多少可以紓解社會各界對腐敗官員被追究刑責后的“繼續(xù)腐敗”問題所產(chǎn)生的憂慮。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九）在“終身監(jiān)禁”條款中，并不是直截了當?shù)陌巡坏脺p刑假釋設計成“應當”條款，而是選擇了給司法裁量以空間的“可以”。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重特大、被判處死緩的貪腐官員，都必然配套享受“不得減刑假釋”的待遇，法院依然需要“根據(jù)犯罪情節(jié)等情況”去做判斷，這就要求具體司法對待貪污賄賂案件的標準，有且只能有法律判斷，而不能摻雜其他復雜考量，比如輿論關注度高低、社會民憤情況等。堵住貪官以戴罪之身繼續(xù)享受榮華富貴的制度口子，“不得減刑假釋”只是第一步，更何況這依然不是所有高官貪腐的標配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