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蘭、竹、菊，號稱“四君子”，是中國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歷代詠物詩和文人畫中最常見的題材，文人墨客無不醉心于此。為什么“梅蘭竹菊”能成為中國文人最愛畫的題材？為何“四君子”能成為中國所獨有的繪畫題材？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在《中國歷代梅蘭竹菊精品集》的序言中給予了解答。
在詩史上，給自然花草以寓意（比興）至少成熟于《詩經(jīng)》，稍晚的《楚辭》就已有了以香草比喻美人（和高尚人格）的名句。
在畫史上，以自然圖像作類似的托寓約成熟于宋代。而將梅、蘭、竹、菊比作“四君子”，則已是明代的事了。萬歷年間，黃鳳池輯《梅竹蘭菊四譜》，陳繼儒稱為“四君”，后又稱之為“四君子”?！熬印蹦巳寮医?jīng)典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把梅蘭竹菊尊為“君子”，在畫家是“君子依仁游藝”，在作品是善、美結(jié)合，遠紹古代“比德”的藝術(shù)傳統(tǒng)。
士大夫喜畫四君子，首先是因為它們與“文”（文化、文學(xué)及其歷史傳統(tǒng)）的關(guān)系密切。在古代文獻、詩、詞和士人生活中出現(xiàn)梅蘭竹菊，可謂久矣?！兑住は缔o上》：“同心之言，其奧如蘭”；《詩經(jīng)·衛(wèi)風(fēng)·淇奧》：“瞻彼淇奧，綠竹猗猗”；《離騷》：“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陶潛《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顏延之《陽給事誄》：“如彼竹柏，負雪懷霜”；以及“竹林七賢”、“梅妻鶴子”等等的人物故事，“梅兄”、“菊友”之類的雅稱，“梅風(fēng)”（早春的風(fēng)）、“蘭日”（春日）、“菊花節(jié)”（重陽節(jié)）等等的節(jié)令別稱……真是不勝枚舉。
士夫文人有自覺的文化觀念和歷史意識，喜歡給自己的生活和語言披上“文”的色彩，圖畫不能盡意，就題詩作跋，加蓋印章。欣賞熔詩書畫印為一爐的四君子畫，也需要綜合性的觀照。
流傳至今的古代四君子畫，大都是明清人作品。明清文人藝術(shù)家多，花鳥寫意盛行，畫梅蘭竹菊不僅普及到一般文人士夫，甚至滲入到民間藝術(shù)中。四君子畫更加講究筆墨、畫法、意境和風(fēng)格，出現(xiàn)許多杰出畫家和杰出作品。
四君子畫歷千年而不衰，是世界藝術(shù)史上不多見的現(xiàn)象。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一是中國文明尤其是中國繪畫藝術(shù)，不僅歷史久遠，而且具有極強的繼承性、穩(wěn)定性和同化力——它能夠吸收與同化外來藝術(shù)而不會被外來藝術(shù)所同化和泯滅。
二是四君子畫作為藝術(shù)美的形態(tài)，總是和中國人的善的觀念、對善的向往聯(lián)系著，表現(xiàn)著中國哲學(xué)對真善的人性——人格尊嚴(yán)、氣節(jié)、剛正不阿、忠誠于一種信仰和信念、潔身幽獨、不畏強暴、虛心不傲等等的基本態(tài)度；人類社會不論怎么變化，都是要堅守這些基本人性和倫理價值的。
三是四君子畫作為自然美的再現(xiàn)與表現(xiàn)，反映著人對自然世界的依戀和審美態(tài)度，人類征服自然但不能須臾脫離自然，無論作為物質(zhì)生活來源還是精神托寓對象，人只有與自然保持某種和諧關(guān)系才會有生存的可能與生存的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