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一段風云際會的時代。有兩股外部勢力交匯于中國東南沿海——葡萄牙和荷蘭。
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能在明清兩代王朝左右逢源，荷蘭人卻披上了邪惡的面貌。這其中耶穌會士“功不可沒”。
9月7日至9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遺產與認同研究中心聯(lián)合舉辦了“交錯的文化史：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相遇（1600-1900）”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董少新作了題為《離間：耶穌會士與早期中荷關系》的演講。他說：“除了傳教者、文化交流使者這些廣為人知的身份，耶穌會士亦有‘離間者’這樣的身份?！?/span>
荷蘭人的“海盜”形象
1566年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爆發(fā)，荷蘭開始走殖民擴張的道路。進入17世紀后，荷蘭對澳門虎視眈眈。澳門當時是東亞天主教教區(qū)的中心，更是葡萄牙在遠東的重要貿易港口。
在葡萄牙人抵抗荷蘭人的過程中，來自歐洲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耶穌會士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些耶穌會士未必是葡萄牙人，但都站在葡萄牙這一邊。受惠于葡萄牙保教權，他們可以從葡萄牙獲得經濟支持，因而效忠于葡萄牙國王。1622年的夏天，意大利耶穌會士羅雅谷（Giacomo Rho）協(xié)助澳葡抵抗荷蘭人的進攻，并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經歷了一系列占領澳門的失敗后，荷蘭又將殖民目光轉移至澎湖列島，在那建立堡壘，但還沒有堅持兩年就被福建官兵擊敗，離開澎湖列島并撤到臺灣。在荷蘭殖民統(tǒng)治臺灣的38年中，荷蘭人與日本、東南亞及中國走私商人皆有貿易往來。那時荷蘭人對于澳門葡人來說可謂強大的競爭對手，不僅垂涎著澳門，還威脅著葡萄牙在中國的壟斷貿易。但無論荷蘭人多么努力，在明朝他們始終沒能和中國正式通商。
在董少新看來，荷蘭無法與中國建立官方貿易關系，原因之一在于耶穌會士的“挑撥”。他在研討會上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案例發(fā)生在明末崇禎年間，第二個案例發(fā)生在清初順治年間?！捌鋵嵜髑鍟r期的中國皇帝對于和荷蘭接觸都保持著高度警惕。在整個17世紀，他們看荷蘭人就好像在看野蠻人和海盜。而耶穌會士正對此形象貢獻不少?！?/span>
“但是，盡管耶穌會士對荷蘭人的‘海盜’形象有一定作用，根本原因還在于荷蘭人來到亞洲海域后，不僅與葡萄牙人沖突不斷，而且對亞洲海域范圍內的很多民族和國家，一言不合即付諸武力?！倍傩赂嬖V澎湃新聞記者，荷蘭人曾幾度通過賄賂、表現(xiàn)恭順以及進貢厚禮的方式，博得了明末清初中國政府部分官員的好感，但是終因耶穌會士和澳門葡人從中做梗，而使其無法達到與中國建立官方貿易關系的目的。
“我想突出的并非荷蘭人‘海盜’形象形成的原因，而在于呈現(xiàn)耶穌會士的另一形象——離間者。”
明末稱葡萄牙人為“澳商”，稱荷蘭人為“紅夷”
崇禎年間，中葡關系緊密的另一大原因在于軍事聯(lián)系。為鞏固國防，明王朝需要招募葡兵并向澳葡購置西洋大炮。1628年11月10日，由葡萄牙炮兵統(tǒng)領公沙·的西勞（Gonçalo Teixeira Correa）和葡萄牙耶穌會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率領的銃師隊伍離開澳門前往北京。抵京后，兩人寫了兩份奏疏給崇禎皇帝。第一封以《報效始末疏》為題，代表了澳門葡人的立場，第二封為陸若漢所寫，標題是《貢銃效忠疏》。
在《貢銃效忠疏》中，陸若漢解釋了為何身為耶穌會士的他也要加入銃師隊伍。他強調在這次遠征行動中自己的神職角色，并重申他對于明朝皇帝極盡忠誠，因為他通過學習神的教義知道了君臣、父子的道德準則?！帮@然，陸若漢試圖合儒以贏得中國皇帝的青睞?！倍傩抡f，相反荷蘭人對于宣揚教義不感興趣，因而根據陸若漢的邏輯，荷蘭在亞洲引發(fā)諸多沖突就不足為奇了。
但在一些明朝官員眼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是一樣的，都是中國的威脅。一些中國官員和文人甚至不能區(qū)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干脆都叫“紅毛夷”，并稱從澳門買來的大炮為“紅夷銃”。
為此，公沙·的西勞還特別寫了篇《西洋大銃來歷略說》，其中說：“西洋統(tǒng)領公沙等，系西極歐邏巴沿海國土人，在小西洋之西，故稱曰大西洋，其總名也。自入中華貿易，已百二十年；住澳樂業(yè)，已七十余載。恭順天朝其來久矣。只因紅夷?？艿阮?，出沒海洋，劫掠貨物，公沙等攜帶大銃，御敵保命。今茲貢獻大銃，皇上賜名神威。奈何間有不究來歷原繇，指大銃曰紅夷銃，指吾輩曰紅夷人，是不免認子為賊。況紅夷為澳害，存心叵測，昭昭然不待言說。本澳總管委黎多等每每盡力驅逐，求永杜中國隱憂。今乃以紅夷銃、紅夷人，混稱我輩，豈不大傷我皇上神威之勅賜、忠順之褒詞乎？”
公沙的意思就是，葡人是服從于明王朝的合法商人，相反荷蘭人就是一群強盜，不僅是澳門的威脅，也是明王朝的威脅。
在公沙和陸若漢抵達北京后不久，兩人便建議明朝招募更多的葡兵，并從澳門進口更多的歐洲大炮以鞏固東北邊防。這個建議很快被崇禎皇帝接受。1630年10月底，300名葡兵離開澳門往北京出發(fā)。這一舉動遭到一些明朝官員的強烈反對，特別是禮部給事中盧兆龍。他向皇帝上了三封奏折，諫言阻止這些士兵來京，并遣返已在京的葡兵。
反對盧兆龍的人也有，比如明朝大名鼎鼎的奉教士大夫徐光啟。徐光啟同樣上了幾封奏折，不過最后還是盧兆龍一方勝出。耐人尋味的是徐光啟上奏的內容。
徐光啟于1630年7月12日寫了第一封反對盧兆龍的奏折，對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做明確區(qū)分。徐光啟說希望能有更多炮兵，不僅是抵抗?jié)M人入侵，也可防御荷蘭人，因為荷蘭人是來自西方的兇殘強盜，而澳門的葡萄牙人是溫文爾雅的商人?！昂商m海盜集中部隊占領澳門。而澳門葡人卻顯示了他們對我朝堅定不移的忠誠。我已然很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span>
董少新說，自崇禎王朝以來，越來越多的明朝官方文件稱葡萄牙人為“澳商”，而非“澳夷”，而一直稱呼荷蘭人為“紅夷”，從不叫他們“和（荷）商”。
徐光啟和利瑪竇（左）
清朝時期荷蘭外交任務的再失敗
到了清朝，荷蘭人以為他們的“機會”終于來了。順治十年（165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施合德爾（Fredrick Schedel）到廣州會見尚可喜、耿繼茂等藩王。這一次會見“收貨”頗豐，荷蘭獲得了在廣州進行貿易與建廠的權利。
可這遭到了欽差大臣李棲鳳及廣東巡按御史楊旬瑛的反對。李棲鳳在《題報荷蘭船只來粵要求貿易恐與住澳葡人發(fā)生矛盾須從長計議本》中說道：“若荷蘭一國，則典籍所不載者。況其人皆紅須碧眼，鷙悍異常，其舡上所載銅銃，尤極精利。此即所謂紅毛彝也。前代每遇其來，皆嚴飭海將厲兵防之，向不通貢貿易，而又素與澳彝為難，彼此互爭，動輒稱戈抅斗。封疆之患，在所當防，市貢之說，實未可輕許，以階厲也。”
而荷蘭人也開始明白，要想和中國建立貿易關系，一定要獲得大清皇帝的許可。因此在1655年7月，荷蘭派出外交使團，并在1656年7月中旬抵達北京。經過一系列的談判和宴會，順治帝批準荷蘭每八年來進行朝貢貿易。這遠遠不符合荷蘭的期待，幾乎宣判了這一外交任務的失敗。
在董少新看來，無論是李棲鳳、楊旬瑛等人的想法，還是荷蘭在京的外交失敗，也多少受到了耶穌會士的影響，比如著名的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他在華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被認為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后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湯若望和順治帝關系很好，對清王朝也很有影響力。所以盡管荷蘭外交使團進獻了許多珍寶后，給清政府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但一番努力終究還是付諸東流了。
湯若望
1656年2月，荷蘭外交使團尚未抵京時，湯若望就對順治帝進言說盡管荷蘭人已經得到了廣東當局的認可，不好阻止他們來朝，但還是沒有必要和他們簽約貿易協(xié)定。還說荷蘭人不管到哪里，都會建堡擴權，騷擾鄰近國家。
在荷蘭大使抵達北京后，湯若望先說荷蘭沒有國王，只有個才六歲的王子，而且荷蘭大使從印度而來，帶來的禮物只有少數(shù)來自荷蘭。不久后，湯若望又上奏寫道：他們帶來的幾乎所有禮物均來自印度，或者是從別的國家那買來、搶來的。他們把皇上當成做生意的對象。他們名義上是基督徒，但實際上已很久不是基督徒了。他們背叛了他們的國王和上帝。此外，如果他們在清朝獲得一席之地，他們一定會采取軍事行動。最后，湯若望向順治帝建議說可以賞賜荷蘭使節(jié)團，但不要允許他們定期來中國。
“諷刺的是，荷蘭使者并不知情，還對湯若望感恩?！倍傩抡f，尤其是湯若望這些耶穌會士還扮演著譯者的角色，所以一些荷蘭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被誰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