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時興起的有關文物歸還的爭論提醒人們，民族志的收藏與殖民剝削的歷史息息相關，盡管有些文物事實上是合理購得的。民族志固然與帝國有關，但截然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就存在那些真誠的努力，為的是真正記錄和歌頌那些歐洲以外的文化。民族志收藏應是鮮活的收藏，應反映出目前文化的多元生態(tài)，也應反映那些文化傳統(tǒng)當年所遭受的動蕩以及與帝國的對峙。
在牛津大學皮特河博物館舉辦的一場關于考古學和人類學收藏的展覽
在19世紀最后的那幾十年里，一種新型的、針對特殊領域的專業(yè)性博物館在很多歐洲的重要城市和大學城內建立起來，比如建立于1873年的柏林民族志博物館，建立于1878年的巴黎民族志博物館，還有于1884年在牛津建立的皮特河博物館以及在劍橋建立的考古學與人類學博物館。很快，同類型的博物館便已貫穿歐洲。如果說這些獨具特色的人類學博物館的大量涌現(xiàn)是這一歷史時期的一種革新型現(xiàn)象，對世界各地的藝術品進行收藏早已不是一種革新。在17、18世紀，人們就已經(jīng)可以通過王室收藏，或者在阿什莫爾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以及許多其他關于古代、自然和歷史的博物館里看到各式各樣的藝術收藏。
藝術收藏時而會被聚集在一起，時而又會被分散在各地。作為旅行家、傳教士和殖民地官員的收藏，那些亞洲、前哥倫布時期和古代文明時期的藝術，以及非洲、大洋洲和美洲印第安人的藝術也隨著專業(yè)人員的聚集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得到了戲劇性的深度發(fā)掘和傳播。政府開始進行重大的遠征考察，從這些遠征考察中帶回巨大的獨木舟、被恢宏描繪過的建筑物的正立面、令人敬畏的圖騰柱，還有那些相對而言較為便攜的面具、巫術禮儀上的器具、紡織品、個人的裝飾品、武器以及其他來自殖民地世界的各種各樣的物件。這一類的收藏是非常豐富多樣的。在很多機構，這些收藏由成百上千件不同物品組成，然后通過同樣數(shù)量和規(guī)模的大量攝影和文獻檔案得到完善和補充，從而得以對這些藝術品最初的構思和形貌，以及它們被創(chuàng)作時所處的文化背景進行準確的再現(xiàn)和闡釋。顯然，在那個時代，這些博物館的收藏為世人提供了一個非凡的鏡頭，通過這個鏡頭，人們得以對人類歷史、文化多元性和創(chuàng)造性進行了解。
民族志博物館的“原罪”與價值
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對這一問題的回應通常都是狐疑不定的。被視為殖民掠奪的倉庫，民族志博物館常常遭到剝削非西方國家重要藝術作品的指控。這些藝術作品或許曾屬于它們主人的身體，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這些藝術品身上，人們仿佛依然能夠感受到曾經(jīng)在巫術禮儀的現(xiàn)場升騰的火焰與塵埃；依然能夠看到曾經(jīng)的人們在舞蹈和雄辯時的風采。在那些博物館的評論家和策展人中，也存在著很多關于如何展示這些藏品的爭論，有些展覽旨在呈現(xiàn)一種完整的“語境”，有些則致力于去吸引人們對作品美學價值的關注，這兩種呈現(xiàn)方式都已逐漸顯得乏善可陳，使民族志博物館變得不完善，甚至是非法的而面臨被關閉的局面。
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收藏的概念不僅僅只局限在我們通常所想象和理解的層面上。除了不計其數(shù)的物品，博物館所包含的還有那些來自旅行、冒險和搜集過程中的各種奇聞軼事。這些故事潛在地激發(fā)著那些歐洲人來參觀博物館，同時也吸引著這些藏品制作者的后人。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策展人開始逐漸致力于在不同公眾與博物館之間建立起聯(lián)系，同時讓公眾協(xié)調并參與到博物館的工作當中。策展人將收藏以攝影的方式記錄下來，然后把有關藏品的照片帶回到它們的誕生地；公眾則會穿越世界各地來欣賞和學習那些由他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的藝術精品。雖然會面臨資金等問題，這些困難對公眾和策展人而言都是必要的挑戰(zhàn)，從中獲得的回報也是非?？捎^的。在這個過程中，博物館會發(fā)現(xiàn)他們在對藏品進行歸檔時依然存在的問題，比如文件的不全面，那些甚至已經(jīng)被積壓了幾個世紀的資料得以被重新發(fā)掘，通過當下的人們對其產(chǎn)生的興趣而獲得新生。相對于讓博物館獨自在私下開展這樣的工作（比如在那些在外人看來頗具神秘色彩的地下室和工作室內），有些策展人已經(jīng)嘗試著將博物館的外在形象打造為一個跨文化交流區(qū)，能夠公開、透明地面向更廣泛的公眾。通過研討會、展示會還有其他公共活動，博物館開始成為一個更透明、更公開、更真誠的交流與對話場所。
位于法國巴黎市中心的人類學博物館蓋布朗利博物館內的陳列
在過去的20至30年里，博物館在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次全面的復興，與此同時，隨著著名藝術機構所獲得的大規(guī)模投資，各類博物館開始被重新命名和重新翻修，并且被遷移到獨具風格的新建筑里。常常伴隨著爭議，民族志的收藏或被重新整合，或被重新置于全新的語境。在巴黎的蓋布朗利博物館成立之前，人們都對它挪用曾經(jīng)的人類學博物館（該博物館將新的視角放在考古學和人類進化上，并在去年重新向公眾開放）的藏品而心懷不滿。如果要把對此產(chǎn)生的爭論放在博物館研究的課堂上，那么這一爭論已被蓋布朗利博物館極為大膽的臨時性展覽項目所取代。除了對特定地域范圍內的藝術進行深入展示，蓋布朗利博物館還會選擇更為普遍、更具煽動性的主題，比如發(fā)型和紋身。蓋布朗利博物館已經(jīng)豐富了巴黎與歐洲展覽的眼界，將卓越的作品、世界級的藝術傳統(tǒng)以及重大的文化問題引入公眾視角，成為重點關注的對象。
蓋布朗利博物館所策劃的那些展覽都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和鮮明的特征。比如，展覽“卡納克：藝術是一種語言”從2013年年末持續(xù)到2014年年初，展期長達一整個冬季。該展覽豐富而全面地向公眾呈現(xiàn)了居住在新喀里多尼亞法國殖民地的卡納克人所創(chuàng)造的藝術，其中包括雄偉的建筑雕塑、可用來交換且精美昂貴的織物、雕刻著日常生活還有殖民經(jīng)歷等場景的竹筒。然而，即使這從來都沒有引起爭論，這次展覽依然堅決地忽略了對“藝術”與“民族志”、美學與歷史語境之間錯綜復雜的聯(lián)系進行抉擇。正如主題“藝術是一種語言”所表達的那樣，這次展覽通過對日常物品如何被制作、季節(jié)對植物生長的影響，尤其是卡納克地區(qū)的政治影響力與演講術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的多角度反思和詮釋，展覽不僅向公眾呈現(xiàn)了一場華麗壯觀的視覺盛宴，同時也為公眾提供了一條進一步了解美拉尼亞人的社會特征和當?shù)匚幕慕輳?。借助這次展覽，這種文化得以通過某種純粹、古老的形式被重新喚醒。在這次展覽期間，公眾沿著主展館兩側還可以看到一些關于基督教如何摧毀了當?shù)氐淖诮绦叛觯ǖ瑫r他們也將這種信仰詳細地記錄了下來，使那些因土地和主權引起的血淋淋的紛爭以圖畫和文字的形式得以再現(xiàn)）的其他展覽，從中了解到19世紀末卡納克地區(qū)的疆域是如何形成，以及之后到來的卡納克文藝復興。相對于自由度較高的臨時性展覽，蓋布朗利博物館的永久性展覽較為不幸地需受制于讓·努維爾的建筑，但不管怎么說，那些“高原收藏”依然具有鮮明的風格，它們形式豐富卻低調，可以為表現(xiàn)環(huán)境和儀式的民族志紀錄式電影提供參考?？傊w布朗利博物館所展出的藏品都非常出彩，值得參觀。
在科隆Rautenstrauch Joest博物館門廳展示的一座印度尼西亞糧倉
位于科隆的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館主打世界文化，該博物館于2010年以一座全新、明亮的市中心大樓重新向公眾開放。博物館的陳列以提供實驗性的、廣泛且多元的視角為特色。更令人驚奇的是，觀眾可以在通往永久性展覽的一個入口完整地看到博物館針對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馬西姆區(qū)這一地域的全部收藏。通過入口，觀眾緊接著進入之后的展廳，從中可以看到那些收藏家在殖民地開展的旅行，通過展品來思考當下的種族偏見問題，以及諸如世界范圍內的人類文化，包括宗教、身體、生活變遷以及來世等更深刻、更廣大的主題。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館的貢獻在于就博物館的收藏及其類別和主題提出問題，并通過展覽向世人揭示全球范圍內人類生存所面臨的挑戰(zhàn)，同時，博物館也鼓勵觀眾向博物館表達自己的興趣和存在的見解。
類似于Rautenstrauch-Joest博物館，日內瓦的民族志博物館也同樣具有魅力和特色。博物館的入口引導觀眾進入一個舞臺式開放的展廳，提示觀眾這里存放著的大量藏品不單單只是一些沒用的物件。這些藏品可被視為對某一專業(yè)領域更進一步的探索，研究人員和很多機構的普通觀眾可以通過線上目錄進行索引，在一定的情況下也可以通過預約來近距離真實地接觸這些藏品。在這些研究機構中，名列翹楚的是一家與馬賽地中海文化博物館（MuCEM）緊密相關的機構。類似安特衛(wèi)普博物館，MuCEM也逐漸成為一個有助于推動諸如貿(mào)易、移民和多元信仰等重要議題的場所。
馬賽地中海文化博物館（MuCEM）外景
目前，歐洲最大的博物館發(fā)展計劃是在柏林重建完畢的城堡宮殿（毗鄰柏林老博物館、柏林新博物館、柏林佩加蒙博物館等多家著名的國立博物館）進行的洪堡論壇。洪堡論壇將展示民族學博物館（前身是皇家民族學博物館）的收藏——這些收藏可能是全歐洲規(guī)模最大、最豐富的民族學方面的收藏——同時也匯集了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以及公共圖書館和大學機構的收藏。和其他重大項目一樣，洪堡論壇的開展動機已經(jīng)被過度討論了，但論壇所期望達到的目標是通過國家最高水平的藝術來創(chuàng)造并展示“世界各地文化之間的對話”，從而能夠將比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展現(xiàn)的非洲、大洋洲和美國印第安藝術更豐富、更多元、更具歷史性的藝術收藏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從這一點來看，洪堡論壇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民族志博物館的無奈
在英國，我們似乎還看不到一座新的世界文化博物館的建立。但是，類似的展覽已經(jīng)重新在布萊頓、愛丁堡、?？巳睾推渌胤竭M行展出。一些重要的項目已逐漸在霍尼曼博物館和皮特河博物館，以及劍橋考古學和人類學博物館內陸續(xù)開展。皮特河博物館和大英博物館已經(jīng)重新對收藏進行調查，在社會公眾與藝術家之間建立合作。在此期間，大英博物館已經(jīng)推出了很多大型展覽，比如2015年的“澳洲土著”，但通過這些展覽，我們可以感受到博物館致力于成為“一座世界的博物館，呈現(xiàn)世界的博物館”的這一主張，與館內的非洲、美洲印第安和大洋洲藝術等永久性展覽所面臨的相對邊緣化問題之間將如何達成和諧一致，依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每當提及文化和宗教的差異性問題總是會引起高度的關注和討論。博物館都希望能夠吸引到越來越多、越來越多元的觀眾，因此對展覽的更新，使其能夠在多種不同文化語境下激起公眾好奇心，已成為博物館的首要目標。然而這么做的結果一點也不具備明確的積極性。在英國，由地方政府管轄的博物館因為資源匱乏的原因已經(jīng)遭受了嚴重的資金削減。很多博物館由于缺少專業(yè)的策展人而無法全面、準確地對館藏品進行專業(yè)的詮釋。同樣，在法國，很多城鎮(zhèn)具備豐富且極具潛力和啟示性的民族志收藏的博物館，但這些博物館內的藏品往往都因缺少展出的機會而只能遭受蒙塵的命運，即使在有限的機會里得以展出，它們所表現(xiàn)的主題也因缺少專業(yè)的闡釋和規(guī)劃而變得晦澀難懂。在荷蘭，作為歐洲最大的收藏機構之一的羅朋博物館，在幾年前竟面臨著險些倒閉的局面。最后，借助于一個新興的荷蘭世界文化博物館聯(lián)盟，羅朋博物館才終于能夠重新面向公眾。通過這些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所面臨的劣勢和無奈，這一局面是和當代藝術的迅猛發(fā)展分不開的。如今，當代藝術已成為一種表達流行文化的形式，相比于傳統(tǒng)藝術和民族志藝術，當代藝術將更容易吸引到各方機構的支持和贊助。
不時興起的有關文物歸還的爭論提醒人們，民族志的收藏與殖民剝削的歷史息息相關，盡管有些文物事實上是合理購得，有些是那些樂于通過大都市的展覽展現(xiàn)自己民族文化的當?shù)厝俗栽柑峁┑摹o論是從經(jīng)驗還是理論來看，民族志固然與帝國有關，但截然不同的是，從一開始就存在那些真誠的努力，為的是真正記錄和歌頌那些歐洲以外的文化。民族志收藏應該是鮮活的收藏，應當反映出目前文化的多元生態(tài)，也應當反映那些文化傳統(tǒng)當年所遭受的動蕩以及與帝國的對峙。煥然一新的博物館有能力向公眾呈現(xiàn)的不僅是世界文化，更多的是通過藏品自身所攜帶的那些引人入勝，有時候甚至會令人困惑的故事，來告訴觀眾這些藏品如何漂洋過海來到歐洲，從中反映出世界各地不同地域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懷著雄心勃勃而非充滿遺憾的設想，相比于過去，如今的公眾已經(jīng)能通過民族志博物館看到更廣闊、更多元的世界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