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驚世倡語書法現(xiàn)身
原標題：魯迅驚世倡語書法現(xiàn)身
本報訊（記者 王巖）魯迅的書法作品，無論是大幅還是小幅，無論是精心之作，還是隨興所書，而今早都已是鳳毛麟角。北京青年報記者昨天獲悉，北京匡時2015秋拍將有一件魯迅先生極為罕見的書法作品上拍，內(nèi)容頗為耐人尋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經(jīng)，立地殺人。”上述連署名在內(nèi)總共十八個毛筆字，書于24×20厘米的色紙之上，后裝裱成日式條幅，并配有長形木盒，木盒盒蓋內(nèi)又書有如下毛筆字：“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又有一段小字道： “此書是周樹人先生之真筆也。思慕故人不盡，添四個字在此，這是魯迅先生書名也。”
此幅魯迅書法作品甫一出現(xiàn)，立即吸引了魯迅研究者們的目光。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子善曾經(jīng)參與《魯迅全集》注釋工作，致力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科學研究與教學。據(jù)陳教授介紹，“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蓋內(nèi)的這段話應出自他本人手筆，而“七十七”當為他77歲時所書。“添四個字”即“朝花夕拾”，魯迅回憶性散文集的書名。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日式條幅上署名“魯迅”的這16個毛筆字是他稱之為“故人”的“周樹人先生真筆”，這幅“真筆”是魯迅書贈于他（清水安三）的。由此，又引出這位日本友人當年與魯迅先生交往的佳話。1917年清水安三以唐朝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授佛教為榜樣，由日本組合基督教會派遣，以宣教師(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沈陽。1919年移居北京，進入大日本支那語同學會學習中文。1921年與夫人一起在北京創(chuàng)辦“崇貞平民工讀女學校”(后改名“崇貞學園”)。清水安三同情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并參與日文《北京周報》的撰稿與約稿。正是在北京期間，他與日文《北京周報》的二位作者即魯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結(jié)識并開始交往。
魯迅手書佛偈的前兩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為人所習見。但魯迅筆鋒翻轉(zhuǎn)寫下“放下佛經(jīng)，立地殺人”，卻很具批判性和諷刺性，帶有魯迅一貫的思想深刻、言辭犀利的特點。魯迅博物館副館長黃喬生也對此手跡的歷史背景做了一番推測。他認為，這幅書法作品的創(chuàng)作年代應該在1931年前后。這一年魯迅、內(nèi)山完造、增田涉和清水安三在上海見面交談相當頻繁。有一天，魯迅到住處附近的內(nèi)山書店談天。談話間，內(nèi)山完造感慨地說： “我在上海居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中國的軍閥政客們的行動和日本的軍閥政客的行動，真是處處相同；那就是等待時機，一朝身在要職，大權(quán)在握，便對反對他們的人們，盡其殺害之能事，可是到了局勢對他們不利的時候，又像一陣風似的銷聲匿跡，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魯迅覺得這番話說得好，第二天據(jù)此寫成《贈鄔其山》(鄔其山為內(nèi)山完造中文名)一詩：“廿年居上海，每日見中華。有病不求藥，無聊才讀書。一闊臉就變，所砍頭漸多。忽而又下野，南無阿彌陀。”如果將這首詩濃縮一下，特別是把后四句加以引申，就是魯迅手書四句佛偈的精神了。
魯迅雖不信教，但對于信仰堅定、舍身求法的人心懷敬佩，常致贊辭，無論其信仰的是什么教派。他對基督教徒內(nèi)山完造和清水安三有好感，就因為他們?nèi)粘：V信力行，不是忽而這樣、忽而那樣的無特操者。清水安三1910年考入京都的同志社大學神學部，大學五年級時讀到德富蘇峰的《支那漫游記》，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鑒真和尚的事跡，遂立志到中國傳教，以回報鑒真和尚歷盡磨難為日本帶來佛教的恩德。他熱愛中國，真心關(guān)切中國的命運和人民的疾苦，盡力幫助普通民眾擺脫苦難生活，不懼與日本軍國主義者抗爭。他充分認識到魯迅的價值，贊揚魯迅“痛苦地詛咒了真正黑暗的人生”、“將中國的舊習慣和風俗加以咒罵”的思想和文風。“清水安三喜歡魯迅這一半抄錄一半發(fā)揮的四句偈，請魯迅書寫，裝裱珍藏，正在情理之中”。
